1936年11月22日深夜，著名爱国救亡团体——“救国会”的7位领袖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王造时、沙千里、史良被上海市公安局会同租界巡捕房逮捕。随后上海市公安局对“七君子”提起诉讼。
　　在“七君子”之中，沈钧儒、史良、王造时、沙千里4人均是当时著名的律师，又有陈志皋、张耀曾、张志让等人为“七君子”出庭辩护，致使上海市公安局的指控在法律上难以成立。开庭审理之后，江苏省高等法院不得不将被告人取保释放。
　　但第二天凌晨，“七君子”再次被捕。被羁押多日以后，直到1937年4月3日，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厅以组织非法团体、危害民国的罪名对“七君子”提起控告。1937年6月11日和6月25日，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理“七君子”案，法庭虽无法确认控方指控的罪名，但也不肯宣告“七君子”无罪。到了1937年7月，日本侵略军已经逼近苏州，江苏高等法院在国民政府的授意下，才同意将“七君子”取保释放。
　　1939年1月26日，已经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，指令四川省高等法院裁定撤回当年对“七君子”的指控。
　　点评：法律的权威一方面需要民主政治的保障，另一方面还需要分权体制的保障。国民时期，实行“五权宪法”，由行政院行使行政权、司法院行使司法权，形式上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的分立。但是，南京国民政府举行“以党训政”和“司法党化”，无论是行政还是司法都要受到国民党的节制，因此不存在独立的司法权，一切重大司法问题皆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断。“七君子”的几次法律裁定完全都是根据国民党的政治需要而作出的。